有人说在北京包子和馒头分得很清楚，没馅的是馒头，有馅儿的是包了。在我们老家则不然，不用馒头这个词儿，没有馅儿的叫包子，有馅的叫馅儿包子。不管是有馅的还是没有馅的，包子都是半球形的，如果没有馅的包子做成方的则不再叫包子，那叫卷子。如果有馅的包子做成月牙形的，也不再叫馅包子，而叫大饺子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我们那儿管吃酒席统叫“吃包子”，不管是婚丧嫁娶。不知道这个叫法来历，可能宴席里最重量级的食物就是包子吧，于是有人便用包子代表整个宴席。
在我们那儿，办酒席前要先送信儿，这不仅是个习惯，也是为了掌握和控制酒席的规模。接到信儿的才能去吃，没有接到信的，非要去也没人赶你，不过会被人笑话有病。印象中离村小学很近的一家人中午办结婚酒，有一堆小学生放学后直奔那家儿，将几桌饭菜一扫而光，差点搞得接到信儿的人没了饭吃。害得那家人苦笑不得，大喜的日子又不能开骂。不过那个时候人们穷，一年吃上纯面米产品的机会不多。结婚宴的香味使那些学生失去了理智，真是罪过。
不过吃包子是要交份子的，印象中份子从五毛开始，一块钱的也吃了不少，后来吃到二块，再贵的就没有吃过了。听母亲说后来涨到五块，现在好象涨到十块了。我想办酒席的之所以怕那些吃霸王包子的学生，可能也是没有份子收的原因吧。结婚虽然是喜事儿，死人虽然是丧事儿，但也不能装富。
印象中的乡下酒席都是办在院子，层里也有，不过都是接待贵客。酒席用的桌子都是那种一米二见方，高不到三十公分的四方桌。因为桌子矮，吃饭时通常要蹲着，或是直接坐在地上，或是拿两三块烧砖垫在屁股底下，高级的时候会有一条木制的小板凳儿。通常喜庆的结婚酒选在腊月，那个时候北方凛冽，在刺骨的寒风中吃包子还是别有一翻味道。通常小桌子要做满十个人才能开桌，人坐满了，桌子也看不到了。冬天乡下的人们武装的严实，男的穿着发亮的破棉袄，女的围着鲜艳的花围巾，花围脖儿，孩子们穿着棉猴儿，或带着棉帽。一双双冻得龟裂的手在小饭桌儿上舞动着，人人嘴里呼着热气，一片紧张的欢乐气氛。
酒席的菜非常简单，小盘儿六七个，有什锦菜，黄豆牙儿，熏肠，腐竹。大餐是每人一碗猪肉白菜，加些粉条儿，豆腐。比较受欢迎是豆腐泡，丸子和虾米白菜。其中丸子是我最喜欢的，可以说每次去吃包子就是冲着那东西去的。丸子是用豆腐和粉条做成，然后放在水里煮，再放些芫荽，醋，香油之类的调料，味道鲜美得足以让人发狂。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没有不喜欢吃丸子的，所以每次上这碗大菜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全体起立，举着筷子，做好了哄抢前的一切准备。通常没等装丸子碗放稳，丸子便被洗劫一空，如果没有点力气和技巧，丸子这碗菜是吃不到的。所以每次去吃包子，总是尽可能的避免和那些力气更大技巧更强的人坐在一起。
一般吃包子只能去一个人，因为只交一份份子。不过还是有人不守规矩，去两个或三个，为了避人耳目基本都是分开坐。这事儿被发现是很不光彩，会被人诬以穷疯了，一旦成了这种人，在村里就会被人另眼看待，虽然不会有人当面说你什么。我们兄弟三人，父母身体又不好，还有奶奶需要赡养，家庭负担相当重，份子的钱虽然只有五毛一块，但那个时候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由于生活艰苦，吃包子对我们来说便是个享福的差使，也是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。因此妈妈通常让哥哥和我轮流去，那个时候弟弟还小。但不管谁去都必须带上弟弟。我打小就是个穷看面子的人，这种明显这人看不起的事儿，我是最怕做的。想吃丸子，又不想带弟弟，为这事儿和母亲吵过不少次，有时干脆不去，将机会让给哥哥。后来为了解馋还是妥协了。还有更发玩儿的是，谁去吃都要带回至少一个包子，里面还要夹上些肉，带回来给没去的人吃。当然不只我家这样，其他人也是如此。席间只要一发包子，便每个先抢上几个，掰开，等到菜一上，便抢着先把肉片之类的菜夹在包子里，最后才开始吃自己的。有时要带上一块手绢儿，将夹着肉的包子用手绢包起来，这样一来可以保温，二来携带方便，三可以起到伪装的作用。因为经常有负责酒席的人站在门口，他们经常取笑这样的行为，这种取笑当时感觉比被上打几个耳光，踢上几个脚威力大得多。因此只要酒席一结束便拿起准备好的包子就往门外跑。我第一次干这种事儿紧张的要命，整吨饭都没有吃好，总是担心被人看到了。盼到结束了，转身便跑。有人看到了我便朝我大叫，站住，说我怎么把筷子一起带走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果然一手拿着夹着肉的包子，一手拿人家的筷子。那个时候还算老实了，没有一不作而不休的想法，我红着脸把筷子放回了桌子，那个时候真正体会到了何谓无地自容。
有一类的包子我是绝对不去吃的，就是打死也不去，那就是死人办丧事的包子。虽然装死人的棺材在院子外，酒席办在院子里，但我总感觉闻到了腐尸的味道，虽然丸子还是老样子，但总是联想到一些让我没有胃口的事儿，于是真得变得没有了胃口。一次一个亲戚死了，要我全家都要去吃包子。我放学后，没有去，妈妈找到学校死说活说我也没有同意。那天中午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就回家拿了个凉玉米面饼子夹了些油盐吃了起来，感觉也很香。不吃死人的包子，但有一次例外。那一年大姐夫得病死了，死时才二十四岁，大姐夫与我关系相当不错。办丧酒的那天，一桌人都在抹眼泪，而我一个人吃得很欢，将一大碗的丸子全报销了。可能那次吃得太多，受了内伤，从那以后再也不想吃丸子，因为再也没有了印象中的味道。
